步入昏暗展場，大小展品四散於場內，有發光的電視錄像、有反光的錄像投影，還有給光照著的由物件而構成的多件裝置作品。現場中間，有咪高峰（編輯註：「Microphone」的粵語名稱）和音響控制板，附近有水泥長磚、地球玩具等。它們也許是展覽期間表演活動的器材和道具。這些東西與展場內其他零碎展品彷彿構成「事發現場」，恰恰對應展覽簡介所言的：這個展覽/場「以『電影現場』作為演練場」。因為我沒有參觀過展期內任何表演，所以只著眼於當下的展場給予我的親身經驗。我嘗試以簡介內容為主要脈絡，並把展場內所有陳設視為創作的全部，把整個展覽內容視為一個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的成果，從而發現場中不同物件與羅氏（編輯註：藝術家羅玉梅）所引用的歷史文本之間的連繫。
每一個展覽都需要光才能被看見。除了照明，光在這個展場裡更變成了空間的劃分線，也突出了作品之間互相對照的關係。三個大投影分別輪流播放著：海員「打鐵繡」（編輯註：遠洋貨輪補上油漆前將生鏽繡塊打落）的演出、《思鄉曲》二胡演奏和南音《客途秋恨》的敲板，三段影像以色塊畫面為影片結尾，各自打出三種不同顏色——紅、綠和藍，強烈的視覺元素提示著觀眾三者的關連性——同是不同時空下的遊子。散落不同地方的光條，也許是軌跡的符碼，至少它們曾是《河上沒有人唱歌》裡關於河道軌跡的符碼。在這個展場裡，光條可以中和電影發出的光和投影反射出來的光，亦成為展品位置的提示。如此關連卻錯位的「相對」狀態，不限於光的亮度，亦呈現於展品的陳設美學中。兩本剪貼簿作品《Song of the Exile I & II》分別置於展場兩邊，同樣放在包浩廝風格的Wassily Chair旁的水泥磚上，好讓觀眾坐下看簿。兩張坐椅遙遙對望相方，坐下來細讀簿子的觀眾，一邊翻著中書每頁的剪貼，一邊望向對面可能有人可能冇人的椅子。相對的椅子讓兩本與「坐船離鄉」有關的創作和遙對的觀眾默默連繫起來。七個地球小玩具在地上，緊貼著排成一行，各自轉動，時有碰觸，時有分離，彷彿是不同人生軌跡的離合與相遇。另外兩個放了氣的吹氣地球則落在長條灰水泥磚上，重複但有差別的玩具地球，它們各自說著自己的故事但又相互構成了對方故事的線索。互相背對的一對字幕機，一邊顯示著南音「客途秋恨」的部份歌詞，另一邊顯示著從不同歌詞和文學作品摘錄的句字。因為作者的編輯摘錄，因為熟悉的南音歌詞，字幕機打出的節錄字句彷彿配合著投影裡靜音的南音拍板而變成了一組完整的歌詞。雙頻道的錄像作品《TJI》和《花火降る春》更是以影像的對照和差別，留住觀眾的凝視，並構成各自的故事。如此「相對」的陳設沒有讓我著眼於作品背後的歷史文本，更多是在充滿差別和相似的「相對」符碼（影像和文字）裡理順出羅氏欲拼貼出的「遷徙地圖」，一個連結過去與當下的「地圖」——以一個名為歷史的故事思索關於當下的故事，為開展下一個名為未來的章節提供想像，並把所有故事串連成一整個「流變」(becoming) 中的故事。
於是這個展覽於我而言，是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一個整體的創作。作者以導演/指揮家的角色，分配不同藝術形式（影像、裝置、聲音等），並為不同觀眾提供了共同的文本——遷徙與尋覓的故事，由觀眾閱讀、聆聽和觀看的展場內不同部份，自己從觀展經驗建構出不同故事章節和意義。於是我需要糾正我對羅氏作品的期望：她不是在再現（represent）某段歷史或再現和它相關的價值，反而是以歷史為顏料，以藝術形式為筆觸，以構造得到能盛載她自己思緒的圖畫。
本文是對藝術家羅玉梅在香港展出的錄像裝置和文獻展覽項目《客途秋恨》（Song of The Exile）的評論，展期是2022年6月18日至7月16日。
作者梁展峰是一位策展人和藝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