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逸君紀實攝影》和《何逸君—錄像備份》是我與何逸君的聯展，由2021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在九龍灣Megabox旁的啟福工業中心一個400平方尺左右的空間裏進行了四週。何逸君是「素人攝影家，哲學系畢業、夢想成為作家的無業者，普通人眼中的『怪人』」，這個展覽展出何逸君在2019年捕捉的一些抗爭現場照片，和我由2016年認識何逸君這個人至今的影像紀錄。展覽有大量關於何逸君的影片、他的攝影作品、他送給我的照片和禮物、他寫的小說段落、和他請來賓吃的茶點。展覽的三個主要部份有：
一、何逸君的攝影作品
二、何逸君生活片段投影
三、燒錄成光碟的何逸君生活片段和我跟相關人士的對談。
總共展出了十張何逸君拍的照片，和五十條我拍關於他的短片。
先導：燈塔式感想及其不完整
當時應邀請將展覽延長兩週，在展覽半路上開筆寫下這篇文章。若放在一個評論平台，這篇文章會是評論自己的作品的評論嗎？作為評論，可以有很多概念工具的切入，展覽形式、紀錄片倫理、檔案藝術（Archive Art）的可能性、電影語言、作品中的人物在社會的階級和權力結構、技術等等。一方面是在這個計劃所投放的思想難以在有限的篇幅和盤托出，其次是我認為作為作品而非論文，儘管包含上面的分析和批判，仍要先以作品本身作首層表達，更多的論述要留作被動的回應；而這是我每天駐場，盡力地跟觀眾交流的原因，以討論作為作品一部份（所以感謝各位抽空參觀的朋友，令作品更完整）。
在還未出現其他評論之前自己先寫，這樣做好不好？還是這篇文章只是回應跟觀眾交流所得到的反饋，紀錄隨着展覽而發生的思想變化？想起聽過一個說法是藝術家宣言（artist statement）可以是作品的延伸，我認為它的意涵在於，作品本身有其給予觀眾的經驗，觀眾有對作品本身的詮譯，藝術家宣言不是一個說明，而是一座燈塔，或許給予觀眾一個方向（有時只是一份確保觀眾不要太偏離的安全感），或者加上一點作品不足以表述的背景或者可能性。那這篇文章，算是一篇燈塔式的藝術家宣言？還是僅僅是一篇「我的感想」？
對這個計劃和展覽發展到這一刻，大概可以歸納出好一些要點，像上面提及的評論方法，但我又不想看我的展覽的朋友被這種歸納所局限。這一點對我來說是展覽至今一個深刻的反思。所以煩請記著，雖不必抱擁作者已死的態度，但要記着即使《何逸君—錄像備份》是我的三年計劃，我對何逸君、自己和作品中的一切理解，皆與何逸君、自己和作品本身是如何，存在著一種我難以補完的不完整。這種不完整是我最想要在這裏說的。
展覽計畫及信息
《何逸君》錄像備份／何逸君個人攝影展
> 藝術家
曾旭熙／何逸君
> 關於《何逸君：錄像備份》
「本計劃是圍繞何逸君在社會當中的掙扎而進行的紀錄片及展覽計劃。計劃分成兩個主要部份，第一是協助何逸君完成其個人於社會的目標，包括尋找全職工作、舉辦個人攝影展、及製作有關他所關心之深水埗社區街坊的紀錄片。此部份由何逸君主導，由本人及計劃成員從旁助。第二部份是將何逸君在進行以上計劃時的過程攝製成九十分鐘紀錄片，將圍繞何逸君在整個過程、以及收集他將近三十年之人生的相關物件，舉辦以何逸君三十而立前的人生為主題的展覽以及《何逸君》紀錄片放映會，是為本計劃最終成品。」
計劃由2017年開始，以上都沒有發生。
尋找場地的困難、受傷、何逸君眼睛的不幸、社會動蕩、疫症下的停擺，一波三折，一切和原初完全不同的走向，在如何看待何逸君這個人、和他的關係、對計劃初衷「對社會的批判」的批判上都大有意外進展。尤其在媒體的實驗上，影片最終走向作為非電影／紀錄片形式，亦非形式化的難懂實驗錄像，僅僅作為何逸君的檔案，一輯像分靈體一樣的備份。
拍攝何逸君的影片作為影像備份，最終的成品像儲思盆一般可供隨意檢閱的，中間的紀錄片式戲劇轉折可有可無，反而像日常儲在iPhone裏的短片，成為若干年後的珍貴紀錄，即使短片都十分個人。
《何逸君個人攝影展》將會同時舉行，履行當初對何逸君之承諾。
> 藝術家介紹
何逸君
“Everyone is talented at a certain age.” - Hemingway
想學年輕時的海明威，做記者，卻不成功，便只好在這裡發揮下寫作才華，也作點心靈的渲泄。
曾旭熙
錄像藝術家及獨立編導。2016年於香港藝術發展局黃竹坑藝術空間成立錄像實驗室Concrete Lab，持續進行實驗錄像、多媒體創作及獨立短片製作。
2016年修畢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文學士，2018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修畢哲學文學碩士。錄像作品曾於南京、台北、澳門等地展出，聯著有錄像作品及宣言集《我們的錄像宣言: 微敘事·存在的時間書寫》。獨立短片作品包括香港電台新導演戲劇系列《浮城絮語》之《浮城之後》;鮮浪潮入圍作品《無念》曾於IFVA、日本Image Forum Festival、台灣南方影展、平地映社等參展。
對實驗錄像及工業式電影製作之批判，以及將理念於個人及社會生活中貫徹之實驗，仍持續進行中。
了解一個人
以一個在不知名也沒有公共宣傳的展覽來說，觀眾比預期中多（共126人），耐性比預期中強，大部份觀眾都願意花大量時間看很久。討論作為展覽的一部份，在交流間發現觀眾比我想像中更捕捉到一些我在這個計劃過程的心路歷程，和對何逸君這個人的多向理解，那些展覽形式、紀錄片倫理、檔案藝術的可能性、電影語言、作品中的人物在社會的階級和權力結構、技術等等，在討論間和觀眾都可以侃侃而談。以三年的相處和大量素材的處理，以及略懂的理論知識，很容易討論得甚為深入。但，回答了差不多的問題兩個星期再給出差不多的答案，其實足以構成何逸君多少？然後會發現沒法回答一些簡單的問題：何逸君的生活費從何而來？何逸君每天有甚麼做？何逸君一個人的時候是怎樣的？等等。
無法回答，是因為對何逸君的個人生活的掌握不足。真正定義何逸君之為何逸君的，真是「素人攝影家，哲學系畢業、夢想成為作家的無業者，普通人眼中的『怪人』」之類的說法嗎？當我們了解一個人，要如何切入，將之扣連在甚麼框架中思考，這種再退一步的思想態度，是我在展覽較後來的一個着眼點。當觀眾表示這是一個「好心」的計劃、這個展覽對一個人的呈現很「立體」，更令我警覺背後的盲點，像我和何逸君在同一個空間展出作品，但我的主導性不言而喻；大學教授將何逸君說成「全面地做自己和Leisure所以是好的」的見解很具說服力，但攝影機的角度和他在對話時的權威性有沒有影響我們的判斷？
了解一個人的時候，到底不過是一種以觀察者為中心的理解方式，難以真真正正地感受到對方的存在狀態。物理上我們不可能成為另一個人，對別的成長背景和際遇也難以全盤掌握，甚至他也有無法自我覺察的潛意識。人作為對象如此複雜，我該如何理解「了解」？抑或我只是很了解大家對何逸君和他對自己的印象，而不是何逸君本身？
因為這個想法，我在展覽期間再次轉換對待何逸君的態度，嘗試更日常地跟他相處，問問他昨天吃了甚麼午餐，晚上幾點睡。計劃出現了四次轉向：目的性的拍攝、自我批判、放任創作而專注分析了解，到這刻的真正日常相處，對他的感覺也截然不同了。但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轉換對他的理解方法後也會對他的認識更立體，更立體這件事卻反照出之前的盲點。
邊緣摸索—錄像實驗及以關係作為結果
將何逸君看成難以投入社會的人，在轉換相處方式後，又同時細看之下他跟我們沒太大分別，其中一個觀眾說，「拆開每一點他都跟我們差不多，但不知怎地加地來就很不對勁」。對何逸君的理解是來回反覆的，以致我如何定義和他的關係也是來回反覆的。這種他既不同又不能太視之為不同，需要有一種抽離的客觀性。
為何要選擇以「儲思盆」一般的片段式光碟和放映，而非輯成一部所謂完整的紀錄片，在展覽的宣言裏已有觸及，也需要觀眾自行在現場去經驗。在媒體的實驗上，我希望能海納百川，時而做工業製作，時而做實驗作品，而拍攝何逸君，其實比較像做一份情人節禮物，把你iPhone裏拍過的碎片東拼西湊，合輯成相集送給女友，以作紀念。背後思考的，是流動影像（Moving Image）對時空的捕捉，和它們經過時間流逝後的價值改變，而這是我對流動影像曾經也將會一直關注的面向。
但這些都是次要的事，在這刻重要的是我和何逸君的朋友關係。我如何由以他為題材，到嘗試自圓其說以認定他是朋友來合理化自己的行動，到將計劃置於道外而更專注在作為朋友對他的關心，和他的關係以後怎樣（像有觀眾問我完了還會不會跟他聯絡，當然會），才是重要的。如何了解一個人、認識了何逸君這個朋友、如何跟這個朋友溝通和相處，才是最後這個展覽的真正得著。而這個關係之所以可能發生，對他有如此多方面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包容，就有賴創作之名，讓我以之結交朋友。
計劃的初衷是，不想「拍一條片宣揚環保然後大家改變想法就去做」這樣，宣講式（Propaganda）的訊息傳遞很間接，倒不如直接做一個實踐環保的計劃，例如把餐廳的即棄筷子全都換成膠的，之類。這個邊緣摸索是，雖然投影和DVD作為主體好像是影像作品展，但何逸君的攝影本身、我跟觀眾的討論像一個表演，還有他放置的茶點、本人在現場不斷說話和打招呼，甚至私人工作室有人穿睡衣進進出出這種家常的氛圍，都不是「新媒體藝術」如此空泛可以有效涵蓋，也不是可以以任何出現過在這個展覽的某一兩個媒介可以定義，但它混集的媒介又不算多（影片、相片、物件）。那這個計劃到底算甚麼？
雖然我完成了一個計劃，但直接得到何逸君這個朋友。有老師、朋友、同學、家人、同事來看他，我替他由心地感到高興。那這份關係和感受，和反思的過程才是目的，藝術創作和展覽不過是工具罷了。而在展覽過後，那些真正關於他近況的問題不再難以回答，我也愈來愈找到跟他的相處方式。關於我跟何逸君之間是藝術、作品抑或人和人的關係本身，沒有區分的必要。
後記：一年後，對環境的無力
一年間繼續參與不少獨立短片創作，仍以參與商業拍攝維生，卻日益對在香港以電影工業分工模式進行影像創作充滿疑慮。個人的閱讀、觀影習作、寫作和有創作意圖的日常紀錄從未停止。但對跟藝術界的脫離則更無從入手。自然有期待過，以藝發局資助的名義進行的展覽，多少會附帶一點接近下一個計劃的進展，但沒有。展覽一年過去，個人的創作無以為繼。
尋求一些策展前輩的意見，都是鼓勵我繼續創作，有好作品就會被看見。理想的創作當然是出於純粹的意志，持續產出作品，對得住自己的作品質素，自然是必要條件，也是本份，但難免會想這並不充分。我自覺要持續產出作品需要誘因，誘因於我不是任何回報，而是要被看見。
被看見需要平台和資源。接近藝術主要場域的方法，有租用已開拓的場地再一手包辦（富德、JCCAC、畫廊等）、再申請藝發局計劃資助、留意零星徵集作品的比賽（ifva等）、或者任何徵召作品的計劃。這些方法不是需要成本，就是名額有限，或者可遇不可求。這些平台和資源必須繼續盡力去嘗試，但始終機會難求，要平衡生計和對這些機會的付出也是老掉牙的困難。
如果另覓路徑，以個人獨立的模式發表創作，那就是對最純粹的創作意志的試煉。網絡平台是一個出路，但形塑了一定的作品和營運模式，要視乎本身的創作方向，以及和脫離社交平台的生活習慣未必適合。或者像「何逸君」這個展覽在私人地方舉辦，則有點難推廣和進入平常的藝文場域（當時島聚的觸及和帶來更多觀眾是始料不及的幸運），要維持這種模式等如要開拓一個截然不同的生態。
而這是我一個更大的期許，在一個體制以外的自然藝文生態，在已然枯死的極權官僚之外發掘生命力，而同時這和本來的藝文場域是有交錯的，人們有在兩者遊走的空間。這不是藝術本身應有的激發模式嗎？另外，我也不清楚那些「正途」的平台有否持續建立出創作的社群。近來在Videotage的VMAC archive看了大量90年代到千禧年初的錄像作品。歷史時政的背景、平台的稀少、器材技術資源的限制（或條件），使得作者都是重覆出現的幾個名字，他們又因為需要組織去創作和發表作品而建立Videotage。又或者像Floating Project和富德樓之類的團體，它們一直嘗試營造的空間和社群，都是努力建立使創作人被看見的生態。
這些生態是需要有人去努力創建，但我相信更多是迎合天時地利人和的自發秩序。在「何逸君」的展覽形式，我嘗試維持與觀眾的直接接觸，抽離畫廊展覽的距離（也出於現實的限制），散發溫度，和誠懇的宣傳，最終完全轉化成以Peter（何逸君）和我為本。整個計劃的改變到最終的展覽形式都是回應着我和Peter（何逸君）的關係變化而成長，那是我想像的生命力。作為一個一次性的計劃，它是成功的，而且在我心中，關係本身和它的呈現，是這個計劃最大的藝術價值，但這關乎它本質上對純粹的要求，難以再作任何以創作為名的拓展。作為一個生態的想像，它更好像幾乎沒有後續，我沒在這個展覽找到多少我想像過會引發的生態上、社群上的可能性。雪上加霜，有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已經離開香港，或者準備離開，或者打算離開。
簡單地說，這個展覽仍然沒有為我帶來一個容身之所，暫時得繼續獨立獨行地遊走。就這樣，這一年我埋首在自我質疑夠不夠努力去創作和窮盡被看見的方法、繼續盡力地學習、和等待更多可能性出現這些狀態的堆疊當中。
作者曾旭熙是一位工作和生活於香港的影像藝術家及獨立編導。
